1949年2月8日，北京饭店，叶剑英请傅作义吃饭，林彪、聂荣臻也在席间。北平和平解放刚刚完成，城内秩序逐步恢复，可傅作义的心情并不轻松。面对一桌饭菜，他很少动筷子，只是端着酒杯，沉默了许久。 这顿饭的意义，不在于吃了什么，而在于傅作义终于把压在心里的疑问说了出来。一个长期带兵、屡经战阵的将领，为什么在最后关头输掉了北平？这个问题，既是个人困惑，也是国共双方力量消长的缩影。 林彪在席间肯定了傅作义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作用，希望他今后继续合作。傅作义多喝了几杯，情绪也随之松动，直截了当地问林彪：“你年纪比我小，经历也不如我，为什么最后是你们胜利，而不是我胜利？” 话说得很重，却不是挑衅。那里面有疑惑，也有不甘。傅作义一生带兵，抗日战争时期曾取得绥远抗战等战绩，对自己的军事能力颇为自信。北平守军接受改编后，他突然从一支军队的决策者，变成了和平谈判中的一方，这种落差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化。 林彪没有把胜负归结为个人高下，而是回答说，战争的结果不取决于某一个人，关键在于人心向背。聂荣臻也接着解释，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胜利，是因为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 这番话并不华丽，却点中了要害。平津战役不是单纯的城墙攻防，而是军事压力、政治争取和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北平能否保存，关键也不只在城内有多少部队，更在于傅作义是否还有继续抵抗的条件。 早在1948年12月，双方就开始秘密接触。傅作义派出周北峰、张东荪等人摸清对方底线，解放军方面也没有把谈判只当作缓兵之计，而是把北平的城市价值、人民安全和整个华北战局放在一起谋划。 毛泽东曾明确提出，对傅作义既要施加军事压力，也要留下转圜余地。公开将傅作义列入战犯名单，是为了削弱蒋介石方面对他的约束；同时又说明，只要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贡献，便可以保全部属，并接受改编。 这是一种很有分寸的策略。门没有完全关死，路也没有轻易许诺。对傅作义而言，继续死守意味着北平可能遭受炮火破坏，部队也难逃覆灭；接受谈判，则至少能够保存城市和部属。这种选择，不能只用个人得失来解释。 天津解放后，形势更加明朗。1949年1月15日，天津被人民解放军攻克，北平守军失去了依托。蒋介石仍派人劝傅作义南撤，甚至试图运走嫡系军官和武器，但这些安排没有改变北平的基本局面。 1月21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召集高级军政人员，宣布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22日起，北平守军陆续撤出市区，接受改编。1月31日，北平实现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城接管防务和城市秩序。 这场结局来之不易。平津战役从1948年11月29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约52万人。北平没有遭到大规模炮击，古城的城门、街道和众多文化遗存得以保存。 可是，和平解放并不等于傅作义立刻完成了心理转变。他曾经是北平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身边有几十万部队。部队撤离以后，他面对身份变化，难免产生失败者的敏感。有时外界一句普通的话，在他听来也可能带有轻慢意味。 有一次，他出城时受到盘问，心中十分不快。有人到家中拜访，举止稍显随意，他也觉得对方是在故意显示胜利者的姿态。这样的反应，并非简单的脾气问题，而是长期军事生涯突然中断后的心理震荡。 傅作义甚至因为“战犯”二字而感到压抑。北平和平协议虽然签订，他仍不清楚自己的政治归宿。对一名旧军队高级将领来说，接受改编容易，接受新的身份和评价，却需要更长时间。 2月22日，陶铸到傅作义住处，转告毛泽东请他到西柏坡会面。这个消息让傅作义的态度明显变化。此前他曾提出要见毛泽东，如今终于得到机会，便带着随员前往西柏坡。 见面时，傅作义开口便说：“我有罪。”毛泽东没有借机训斥，而是同他谈北平和平解放，谈部队改编，也谈今后如何为国家做事。对傅作义而言，这次谈话的重要之处，是让他明白自己并非只有“战犯”这一种身份。 3月25日，毛泽东在北平西苑检阅人民解放军，傅作义受邀参加。几天后，他又在西城小酱坊胡同设宴，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此前那个在饭桌上追问胜负原因的将领，开始逐渐走出旧军人的失落。 叶剑英请客那一晚，傅作义问的是“为什么输”，林彪和聂荣臻回答的却是“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能够胜利”。这两句话之间，隔着的不是个人勇武，而是军队性质、政治方向、群众基础和战略选择。北平和平解放，也正是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成为现实。 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