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张国焘请求中央给予他补助，毛主席同意，但提出一个条件

1948年11月，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已经投靠国民党的张国焘带着妻儿逃到了台湾。但国民党当局既没有给张国焘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后来甚至把他的房子也强行征收了。1949年冬天，张国焘只好带着妻儿来到了香港。 张国焘 张国焘到香港后，积蓄日渐减少，他感到非常焦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黄金市场价格逐渐上涨，本来对“炒金”业务一窍不通的张国焘，见许多人靠“炒金”发了财，便也动了心，他将家里仅有的5000美元作押金，到金融市场干起了买卖黄金的生意，一开始还真赚了不少。但张国焘很快就将所赚的钱赔光，而且连老本也赔了进去，落了个一贫如洗的结局。 从此以后，张国焘一家只能靠当教师的大儿子张海威不多的薪水勉强度日，每天以粗茶淡饭慰之饥腹，他还要供养二子和三子读书，其困难可想而知。 当张国焘在生活上处处不如意的时候，新中国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着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张国焘萌发了回归大陆的想法。 张国焘和家人 1953年春的一天，当时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新闻工作的金尧如接到一个姓陈的人打来的电话。陈先生在香港出版界工作，据说是陈独秀的儿子，曾与金尧如有过几面之交。陈先生在电话中约金尧如一起喝咖啡，并说有事要跟他谈。 陈先生和金尧如见面后，认真地对他说：“张国焘伯伯最近几次同我谈起，说他看到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祖国大地，心里也很振奋。现在他闲居在香港，实在太寂寞，也自感惭愧。他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建设工作。我告诉他，我认识新华社的金先生，他很高兴，要我请教请教你，有没有可能回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他的愿望。” 金尧如回答道：“张国焘先生愿意回归党和人民，当然是好的，我可以反映上去，再听中央的回音。” 陈先生马上补充说：“张国焘伯伯告诉我，他准备写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 不久以后，陈先生果然给金尧如送来了一封张国焘写的信，只见信封上写“毛泽东主席”，下署“张国焘拜上”。信是开口的，以示转信人也可启看。金尧如取出信一看，只见抬头写的是“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信写得不长，大意是：在你们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张国焘和家人 这封信很快被送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转中央。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以致最后背叛党和人民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马上向陈先生如实转告刘少奇的话，陈先生听后半晌不语，良久以后才说：“那我就回去告诉张伯伯。” 第二天，陈先生打电话给金尧如说：“张伯伯这几天身体不太好，他说这件事且搁一搁，慢慢再说吧。他要我谢谢你们。” 不久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会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贫困潦倒中的张国焘，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 此时张国焘已经脱离共产党长达15年之久，他所能提供的，只能是15年以前的情况，按普通人的看法，这不会有多大价值。但美国人自有美国人的想法，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中国党政领导人的籍贯、性格、爱好、交往，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乃至即将奉行的内外政策。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掌握着一般人无法掌握的情况，所以美国人决定利用他。 张国焘当即表示愿意和美国人合作，在他看来，出卖情报虽然是不道德的事情，但他已脱离中共多年，与中共已无任何感情上的瓜葛，用不着为其保密。更何况美国人每次来访，总要付些报酬，虽然不多，但对于正处在经济窘迫之际的张国焘一家，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就这样，从1953年7月15日开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和中央情报局指示，先后约20次拜访张国焘，了解有关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情况。张国焘总是尽自己所能，如实地予以回答，对于熟悉的人，他抱着知无不言的态度，就自己所知的情况，搜肠刮肚地全部提供给美国人。 晚年的张国焘 张国焘挖空心思后所得到的，只是美国人一点小小的施舍，他有时候扪心自问，感到自己形同乞丐，十分可怜。 1958年，中国大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香港的张国焘再次受到鼓舞，又萌发了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打算。当年10月，张国焘托人向中共中央表示，愿为大陆做点事，并要求中共中央给他以生活补助。 张国焘的这一要求作为内部情况简报，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原则上同意给张国焘生活补助，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